在美國，由于實施競價上網和節(jié)點價格機制，因此在短期市場中，供電價格浮動幅度是較大的。但平均電價卻都維持在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水平。因此，對售電價格的浮動做出嚴格的限制，這避免了消費者面臨高波動電價帶來的風險，而售電企業(yè)也可以通過不同時間的價差來進行對沖。此外，排污交易市場更是一個倍受青睞的環(huán)境保護政策，該政策讓環(huán)保標準的實現(xiàn)更經濟。

然而，當加州電力危機發(fā)生后，正是這兩個看起來合情合理的政策設計一起讓電力危機變成了市場崩潰、財政風險和政治危機。

加州電力危機肇事與氣候的異常，在安然公司等對電力市場的操控加劇了市場的危機。本來，如果沒有“電價浮動限制機制”，讓高電價的信號更多的傳導到消費側，讓消費者根據價格信號適當的調低自己的能源消耗。這樣既能緩解電價飆升的壓力，也壓縮投機者操弄市場的空間。

但正是由于售電價格浮動限制的存在，讓電價無法傳遞到消費側。與此同時，由于居高不下的電力需求需要啟動很多低效高污染的電廠來供應，使得大氣污染物價格在這段時間內也飆升到駭人的水平。

而相同的，由于對電價浮動的嚴厲限制，這部分成本也沒有體現(xiàn)到消費側。最終的結果是，供電公司在高

發(fā)電價、低售電價夾擊下，在很短時間內耗光了所有的現(xiàn)金流，宣布破產。而政府在供電公司宣布破產后，不得不接手供電，用州財政支付發(fā)點費用——這直接造成了加州的財政危機，最終傳導為政治危機。

這個案例的教訓是深刻的，如果沒有對售電價格浮動的過嚴限制，市場機制本身，能夠對供求緊張做出一定的反映，緩解危機。而環(huán)境政策也不會成為加劇危機的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市場設計時，錯誤的采用了嚴限制電價浮動的設計，而非通過臨時性消費側補貼、中低收入用電補貼等正確方式保障居民用電權益，造了危機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后觸發(fā)嚴重后果。

因此，在能源改革中，面對能源供給的公共服務作用，應當在保證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基礎上，正確設計，而不是扭曲市場機制來實現(xiàn)福利保障目的。

改革順序很關鍵

在已進行市場化改革的電力系統(tǒng)中，大多數都是采用長期合同搭配短期即時市場的雙規(guī)模式進行的。這樣設計的原因在于，短期即時市場通過節(jié)點價格真實體現(xiàn)了電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和資源分布;而長期合同機制則能有效的抑制市場參與者投機的意愿。

當對比澳大利亞電力改革和美國加州電力改革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兩個市場都采用了上述的雙軌制。然而，對比兩個市場的電價走勢和改革中政府和公眾的收益，卻發(fā)現(xiàn)兩個市場的表現(xiàn)有很大差異。而造成這種差異的竟然只是電力改革過程中，先推進長期合同還是先推行短期市場造成的。

在澳大利亞，電改首先是從推進供求雙方訂定長期合同開始的。在長期合同形成后，澳大利亞建立了具有高競爭強度的短期即時電力市場。這樣的順序，使得長期合同約束了短期電力市場中的投機行為;而短期市場的強競爭性使發(fā)電成本和電價都顯著下降。

形成對比的是加州，加州率先推行的是高競爭強度的短期即時電力市場。然而短期即時市場的波動性為投機者提供了溫床。在缺乏長期合同的情況下，發(fā)生了安然公司操縱市場加劇電力危機的局面。

此時，由于市場勢力的操弄，電價虛高。加州于此后引入長期合同機制，雖有亡羊補牢之宜，但在短期市場價格信號被炒高的背景下，長期合同價格也在較高位置運營了一段時間。造成了市場的無效率和消費者、納稅人的損失。

對比加州和澳大利亞市場，不過是機制的執(zhí)行順序有所差異，就造成了改革的后果天差地別，這再次提醒后來的改革者們，細節(jié)決定了改革的成敗。

三中全會已經完成了頂層設計，中央的改革決心和魄力固然是我國體制重塑，可持續(xù)繁榮的根本保障。但絕不能認為頂層設計正確了就萬事大吉。要具體落實改革目標，則需要很多細致、深入和復雜的工作。

因此，能源改革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期間不可避免的會出現(xiàn)反復、存在失誤。但是，深入學習國外能源改革和體制的正反經驗，加強理論和實證研究，摸清我國供應、運輸和消費各環(huán)節(jié)特點，就能盡可能的不走彎路、少走彎路。